香港深圳：天造地设的一双

一、过去单纯提“香港所长”，现在提“港深所长”，区别是什么？

“香港所长”与“港深所长”的区别来自于对香港核心竞争力的认知跃升。

谈“香港所长”，就要问一个问题：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？

每次问，每次得到的答案几乎都一样：国际化优势、法治化水平、英文通用、城市管治水平……

然后各界整齐呼吁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、商贸和航运中心地位。

很长时间，一些人眼中的所谓“香港所长”，总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天地、小算盘中。表面上，一些人不停疾呼国家要支持香港金融、商贸中心地位，背后看来看去都是“房地产生意”，核心逻辑是维持住香港中环昂贵的写字楼租金、近乎天价的商铺租金和港岛高高在上的住宅价格。

“科技创新”是个好东西，但跟以上需求格格不入。

可放眼望去，全世界都在向科技创新急行军，甚至刺刀见红。随便看看中国、美国、欧洲等任何一个国家及其任何一个城市。为了高技术产业，不惜压低资金、土地等要素供给价格，不惜大手笔拿出优惠政策，不惜对外封锁教育资源，不惜上三路下三路一起上……孟晚舟才回来，没看见吗？

一流国际化法治化环境只是香港的竞争力，而非“核心竞争力”。

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始终都来自于“中国香港”。

无论是闭关锁国的满清末期，还是被四面围堵的新中国初期，香港都凭借着近乎“唯一联系人”身份，取得巨大的发展红利。在这些时期，香港人自身的勤劳努力固然很重要，但恐怕也依旧离不开“中国与世界关系”的大局大势。

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后，一个新的发展逻辑产生了：中国越开放，香港越繁荣。

梁振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：1993年，青岛啤酒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。当时，青岛啤酒在香港这个资本“小池塘”里募集到8.89亿港币。13年后，中国工商银行来了（2006年），募集资金近220亿美金（约合1500亿人民币）。香港自己的资金肯定不够，于是更像“水管”，从世界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吸纳资金，更让世界金融机构加速在香港集聚。

香港回归后，内地企业不断推高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指数，而香港在全球采购的商品大量涌入内地市场，内地加工制造的商品通过香港销往全球，大量内地居民前往香港购物观光……大量资金流、物流、人流快速涌动，香港，越来越繁荣；地产商，越来越富有。

“香港所长”很长时间被片面性解释。一些香港精英口中的“超级中间人”就是对这种金融和商贸中心定位的无限依赖。在这些行业高吸金能力的绝对碾压下，部分阶层的钱包越来越鼓，香港的铺租越来越贵，工业科技却越来越稀少。

可惜，高利润的领域注定很难持久。在中国内地大门越开越大进程中，香港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：新出路在哪里？

香港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发展高科技产业，顺应时代发展趋势。1997年以后历届香港政府施政报告里，也都有关于科技发展的内容。不可谓不重视。

1998年，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：香港“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，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”。当时的香港在发展科技上，可谓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要资源有资源。

1998年3月，数码港计划公布。随即，惠普、IBM、甲骨文、雅虎等8家国际著名公司签了意向书，有意入驻。当年，香港代表团访问北欧4国时，包括爱立信、诺基亚也对数码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。

彼时，信息科技产业革命刚刚兴起，如今那些声名显赫的互联网巨头还都在初创期。很多人觉得，香港会成为第二个硅谷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媒体对数码港的报道只剩寥寥几句：几栋普通的写字楼，70%已成房地产项目。

数码港之后，香港特区政府又提出过“矽港”计划，准备做半导体。很有眼光，也有很好契机。彼时台湾“半导体教父”张汝京刚从台积电出来，分别考察了香港、北京和上海。

张汝京最看好香港，因为这里最有希望规避美国的禁运，投资人和香港政府也很支持。特首董建华特批了建厂土地，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，给员工盖一个宿舍。但香港的地产商不干了，以“炒地皮、炒楼价”为由发动游行示威，赶走了他。结果，这位台湾企业家到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，如今是中国最大、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。

综观这些发展经历，似乎可以对香港这样总结：

1、香港的核心优势就是背后的中国；

2、“香港所长”不能仅停留在金融商贸领域；

3、“香港所长”独自面对科技创新时屡屡受挫，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，始终缺乏破困局的能量。

反观新加坡，一直把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视为命脉。如今新加坡本地居民的就业岗位总量（214万）中，制造业相关有39万，加上42.8万专业技术人才，占总量的38%。这样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让新加坡发展后劲十足。

二、从“香港所长”到“港深所长”的转变，是香港发展重心的重大转变。这意味着香港将全力发展“科技创新”板块，使其成为支撑香港发展的支柱之一。

在本届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，笔者感受到了施政团队对香港前途未来的深刻思考。笔者将其概括为“三个不止于”“三个来自于”：

“香港所长”不止于“金融商贸”，需要加上“科技创新”来两条腿走路；

“香港所长”不止于“积极不干预主义”的施政模式，需要“有为有担当”的公职人员来推动发展；

“香港所长”不止于“中环中心主义”的过时理念，需要形成“南金融北科创”的双中心发展格局。

在经历现实洗礼后，特区政府施政团队以及一大批爱国爱港人士，意识到香港的竞争力最终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：

香港核心竞争力来自于“中国香港”；

香港基础竞争力来自于“大湾区香港”；

香港关键竞争力来自于“香港深圳双城”。

正是基于这三个认识，特区政府才有可能提出“港深所长、国家所需”的理念。

01

提出“港深所长、国家所需”背后是“一国两制”新实践的坚强保障。

2019年11月，当特首林郑月娥准备步入立法会宣读任期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时，围绕在她身边的是充满侮辱性的头像图版和针对个人攻击的口号。

她的法定宣读程序变得毫无意义。打投影到她身上，丢卡片到脸上，有“议员”站在桌子上嘶吼辱骂，林郑被迫中断了宣读过程，改为预录视频发布施政报告。

场外，有一批示威者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态：“施政报告是讲香港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，施政报告根本毫无意义。”

岂料，一语成谶。在香港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的双重保障下，香港政治问题最终一锤定音，朝着明朗健康的方向发展。

林郑月娥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坦言：“以往没有国家安全法保障之前、也没有完善选举制度之前，香港处于一个时常都是泛政治化甚至是不断内耗的环境中……在这个客观条件之下，由特区政府推出一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措施，会令这些人更加有机会、更加有借口做一些非常激进化的工作。”

“以前我们也见过了，比如我们建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，哇，真的是好像打架一样。到我们建好了，想做‘一地两检’的法律，（反对派）又在立法会‘拉布’。所以在这种客观条件下，无论我作为行政长官，有某些思维比如我们应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或是应该和深圳合作得更加紧密，都是难以提出的，因为提出了也做不到。”

对此笔者深有感触，过去深圳媒体在谈及城市发展的稿件中，一般都少提、慎提香港，生怕一些问题由于缺乏共识，而引起深圳河对岸的反弹。

02

提出“港深所长、国家所需”蕴含“一国两制”新实践的巨大机遇。

“恭喜发财！”一度是香港人最常用的问候语。

“北部都会区”的提出，被认为是承载“港深所长、国家所需”的具体方略，也被看作是承担香港“发财”重任的增长极。

只是，这个“发财”需要香港人不一样的奋斗，需要不一样的城市规划。

1842年，首任港督璞鼎查制定了香港岛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：殖民者住山上，华人挤在山下。此后若干版规划，都停留在维多利亚港两岸。

2011年版的香港规划依旧没有迈出重要一步。“都会区”还是限定在港岛和九龙。新界、元朗等靠近深圳区域都属于解决“都会区”人口住房问题的“新市镇”。每天，通过轨道交通实现大量人口通勤。

“新市镇”生活并非规划中那般美好，反倒以其问题丛生而出名，成为香港文艺界多年来的创作热土。香港音乐人写了一首《天水围城》，李克勤唱出了这里封闭自守的困境现状：围住了升学，围住了收获，围住了便了解何谓罪恶……

电影人拍的《围城》更是直接刻画了天水围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，未成年人犯罪，乱伦，家庭惨案……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稍微温柔点，但也温柔不到哪里去。

“十年荒地无人理，一朝令下变都会”，对新界、元朗等区域的开发滞后，香港人早有怨言。如果不能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机会，“天水围的日与夜”恐怕依旧很难改变。

国家给粤港澳大湾区一个举国艳羡的定位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香港明确表示，会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，当好主角。

环顾香港，在哪个区域去落实这一定位，去当好这个主角？

林郑月娥提出，香港北部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，建成宜居宜游宜业都会区，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和产业发展的土地，将尽享港深优势互补、融合发展的红利。

可以看出，这个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都会区，并非仅仅用于解决香港住房问题，而是要解决香港发展问题。

从而最终形成香港“北科创 南商贸”的新发展格局。

这也是过去“香港所长”和今日“港深所长”之间“最大的不同”。

03

从“香港所长”到“港深所长”的转变，是深港两地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直接推动形成。

从林郑月娥的讲话中，可以梳理出这两年深港共同努力的时间线。

2020年10月，在深圳庆祝特区40周年的时候，国家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，当时我也在现场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席寄望深圳站在更高的起点，发挥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的任务。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同深圳市联手做了很多事情。

2020年11月，我去了北京和广州之后，前往深圳。与深圳市的领导共同梳理出一些深港可以共同探讨以及合作的项目。大概一共有40多个项目，共同推进。

2021年5月，深港一些项目合作已经有一定的成熟程度了。深圳和香港两地政府一共成立19个工作专班，继续推进这些工作。譬如这次在施政报告的跨境运输方面，我就提出，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专班、专门负责跨境铁路的发展，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合作，为发改委希望见到的“轨道上的大湾区”作出贡献。其他的专班当然也涵盖了金融、科技、法律、环保等一些民生事项。

2021年9月6日，深港高层会议召开。这也是首次把合作的平台提升至行政长官以及深圳市委书记的高度。以前是深圳市市长以及我们的政务司司长，这也凸显出港深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。

深圳卫视详细报道了签约情况。当天，深港两地签署了4份合作协议，并举行4个项目集中启动仪式。

4份合作协议分别是：《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“一区两园”建设的合作安排》

《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大学关于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》

《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发展“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”框架协议》

《深圳国际仲裁院与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有限公司合作备忘录》

4个深港集中启动合作项目分别为：

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办公室

前海港澳e站通

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医学院

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交流合作平台香港机构进驻

在座谈时，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，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史，是一部香港持续辐射带动深圳发展的历史，一部深港合作不断向前迈进、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历史。

近年来，深港建立高效运行的“合作专班工作机制”，推动双方在重大平台“促联通”、基础设施“硬联通”、体制机制“软联通”、深港人民“心联通”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，深港亲如兄弟般关系更加稳固。

当前，深圳进入了“双区”驱动、“双区”叠加的黄金发展期，迎来了深圳综合改革试点、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“双改”示范的重大历史机遇。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党中央决策部署，全面准确贯彻“一国两制”基本方针，深入落实“中央要求”，准确把握“湾区所向”，主动对接“香港所需”，始终竭尽“深圳所能”，进一步谋划推动深港合作、做强粤港澳大湾区深港一极，努力打造深港“双城经济”、讲好“双城故事”，更好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。

这段讲话，阐明了深港之间合作的历史渊源、深圳姿态和发展取向，以及深圳在背后为深港合作的默默付出。不然，这么多在深圳的“一地两检”如何实现？另一方面，这段讲话也可以起到对深圳一方凝神静气之效。对于民间“厉害了我的深圳”的言论，也要有相对清醒的认识。

在大湾区发展平台上，在深港紧密携手的基础上，香港“北部都会区”的前景被持续看高。

1、大湾区内目前有超过1.89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每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%。

2、大湾区内地城市具备完善的产业链、供应链和资金链，技术供给和成果孵化能力强，是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丰厚土壤。

3、大湾区既有汇聚多家龙头创科企业的深圳，也有多个正在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城市，在创科产业上与香港优势互补，可以成就一个人才、科研机构与企业汇聚的国际创科中心。

4、大湾区近7000万人口，生产总值达1.4万亿美元，为香港发展创科产业提供了庞大的市场。以大湾区为支撑，香港可以有效对接内地广阔的市场需求，还可以与内地科技企业并船出海，共同开拓国际市场。

其实，世界早就将香港深圳放在了一起。2018年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《全球创新指数》，即将深圳-香港统计为一个共同的创新集群，位居全球创新集群100强的第二位。

2020年、2021年被进一步扩大为“深圳-香港-广州”创新集群，仍居第二。

城市发展优势，守是守不住的，唯有向前突破。

香港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，多元文化融合大都会；深圳，亚洲第五城，世界创新重要节点。

这两座城市，如果齐心协力，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